今年是新中国70华诞。70年来，我国商贸服务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流通方式创新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消费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调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消费已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基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流通扩大消费，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应推动流通创新发展，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商业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2019年12月28日，首届中国商业文化微电影周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王府井集团北京市百货大楼隆重举行。中国商业文化微电影周活动由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主办，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商展经济专委会、《商展经济》杂志社承办。活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精神的具体行动，旨在以画面的力量、故事的力量唤回人们对商业的记忆，展现商业暖心故事，弘扬商业先进人物和事迹。

    始于物物交换，依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新石器时代-1840年）

    事实上，中国商业发展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从不缺乏精彩故事。正是其中的一段段故事，构成了我国商业的一部变迁史。
    “物物交换”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商业贸易形式，产生于新石器时代。那时，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们的产品偶尔会出现剩余，为了避免浪费和满足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换。
    据历史考察，属于早期仰韶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河南、甘肃、陕西省的村落遗址中就有产于沿海地区的海贝，这就是当时物物交换的物证。
    中国职业商人出现在商周时期，最为著名的当属王亥，他是商朝建立前商部落的统治者之一，有着“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商人”之美誉。
    据了解，王亥即位之后，训养牛马，并发明牛车作为运输工具，带动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迅速强大起来。生产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出于发展壮大本部落以及换取奴隶主需要的物品的目的，王亥和同部落的人就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外部落的人称他们为“商人”。
    到了西周，商业成为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当时推行的“工商食官”制度，将商人集中起来，设官统一管理，为他们提供衣食，驱使他们为政府服务，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官府控制商业的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打破，随后，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
    中国商业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不得不提秦始皇。当年，他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 便利了商品的交换和物资交流，为之后中国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商业实现初步繁荣，出现了很多商业大都市。据记载，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还有隋唐大运河沿岸的宋州、扬州，以及东南沿海的越州、洪州。
    这之后，中国商业一直稳步前行。值得一说的是，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还开始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更加便利了商业活动。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上。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的开封，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等。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进一步加强，使城镇经济空前繁荣和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地域性、行业性的大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当属徽商和晋商，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徽商的杰出代表。
    对外贸易是中国古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幕。汉武帝之后，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贸易的路径。从此，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通过两条丝绸之路开始运往世界各地。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在海外贸易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在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
    到了元代，得益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重新繁荣起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元代的大都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聚集着来自东欧、中亚、非洲海岸、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各地的商队。城内各种集市有30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当时的绍兴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国旅行家誉之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严密控制对外贸易。
    这一时期的中国处在农耕文明之下，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中国商业建立在此基础之上，顶着“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力，成为自然经济的有益补充，以顽强之力迎来历史上一次次繁荣，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屹立在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

    列强入侵，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烙印（1840-1949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大量的洋纱、洋布等“洋货”通过通商口岸输入中国，使得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市场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各地区贸易中心向通商口岸转移,且机器工业品开始占重要地位,并随着西方19世纪70年代的技术革新，带动了国内工业品价格下降。
    这时还出现了为外国洋行进行购销活动的新式商业。它们属于批发商业，以经营进口纺织品、五金、化工原料等为主。新式商业依附于洋行，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在经营上也有细分，如有专卖英国货的西货字号，还有专卖美国货的花旗字号。
    19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额急剧增长，加上航运的发展和铁路的兴修，中国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到20世纪初，一个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商业网逐渐形成。进口商品由口岸的洋行、买办卖给批发字号，再由客帮、转运商运往内地，转发农村。出口商品由农村小贩、城镇货栈集中，经转运商贩往口岸，再由行栈卖给洋行。这就把原有的传统商业，包括封建性很强的地主商业、行会商业、牙行等也都组织起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业网。
    进入20世纪后，通商口岸的近代工业（包括外商工厂）发展很快。它们的产品也进入这个商业网。棉花、小麦、烟叶等工业原料的贸易也经这个商业网向口岸集中。随着口岸人口膨胀,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也改变了传统流通渠道，而以通商口岸为中转和消费中心。
    商业网扩大，其殖民地性也更加显著。洋行中出现大托拉斯组织,它们采用地区经销、包牌经销等制度,直接深入内地。占工业品交易额90%的棉布、棉纱、卷烟，虽主要是国内产品,但是被日、英在华工厂所垄断,它们控制着市场和价格。在农产品方面，种类繁多的出口货以及主销国内的棉、麦、玉米的价格也受国际市场作用。从1910年起，进出口价格剪刀差扩大，导致国内工农业产品比价失控。此后不等价交换加剧,到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加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猛跌，市场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新式商业中出现了专营国产商品的经销商。经过历次反帝爱国、抵制洋货运动，过去专营洋货的经销商也逐渐扩大国货经营比重，并出现国货公司等组织。在进出口方面，从1916年开始，华商越过洋行自办茶叶、生丝出口，1919年又有人试行直接向国外办理进口。由于洋行势力根深蒂固，这种努力虽成效不大，但总算在某些商品上打破了洋行的垄断。
    抗日战争前，上海进出口商行中，华商占20%，但资力难与外商匹敌。在经营上，开始出现贸易公司组织,并向多种经营和批零兼营发展。中小零售商则趋向专业化。1912～1918年，经营“环球百货”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开幕，随即向各埠发展。1920年，上海首见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随后又有纱布、面粉等交易所开市。
    民族工业发展后，出现工厂自设的发行所、分销处、外庄、办庄等，它们也是一种新式商业。20世纪20年代它们开始发展联营，成为一种有力的经销形式。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大量投入工业，有些新工业完全是由商业资本创建的，如西药商创建药厂、东洋庄创建橡胶厂等，使工商关系日益密切。
    1927年以后，出现另一种新的商业资本，即官僚商业资本。它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金融垄断的基础上，凭借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首先插手的是出口贸易，1936年起先后垄断了钨、锑、锡的运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借口统制经济,实行多种物资的统购统销、公营专卖，独占丝、茶、桐油、羊毛、猪鬃的收购和出口，管制棉花、纱、布贸易。同时国民党政府大官僚的私人商业也利用特权,投机垄断,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它们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垄断了部分进口贸易。
    在这一阶段，从全国来说，传统商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资本主义化了。如在粮行、药材行、绸缎行中都出现合股公司组织；盐商已不居重要地位；牙行制度有所改变和削弱。而且，这时的不少商业带有投机性，象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城市本来就是个国际资本的投机市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引起整个商业的投机化，到战后达到顶点。
    那时，所有重要物资都变成投机筹码，使得正当交易停顿，城乡交流堵塞。工业资本也大量从事商业投机,生产停滞。城市集聚了大量游资,到处兴风作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场面貌才有了改变。

    新中国成立，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1949-1978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开始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商业也随之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农田荒芜，灾害泛滥；交通梗塞，贸易阻滞；财政艰难，赤字剧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到处是失业的人群，到处是逃难的灾民。旧社会遗留下的投机资本开始乘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破坏金融，扰乱市场，在1949年-1950年间一连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暴涨风。
    平抑市场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成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党和政府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于1950年3月掌握了市场的领导权，使延续多年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基础。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与此同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了一个混乱不堪、生产力低下，贸易极不发达，商品极度匮乏的市场，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改善生活的强大需求。对旧市场进行改造，建立适应新体制要求的新市场，也是摆在新中国建设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着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国营工商业，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与改造政策，使其逐步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年底，全国接受改造的商业达到188.9万户， 占当时私营商业户数的比重达到82%，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
    1958-1978年，是中国商业工作在艰难曲折道路上进行探索的时期。在这一期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商业改革和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个体商业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被遏制状态。
    大跃进就是急于求成，其特点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当时，在商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口号——大购大销，即生产什么销售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需要什么采购什么。这一口号带来了极大的浪费。1961年“三清”时，全国有问题的商业达到了118亿元，占到全国商品总库存的40%。
    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四旧、大批判。那时，商业招牌、商标、设计、造型都要受到指责，对商品的叫法限制也很多，认为“香水、口红、王麻子剪刀、夹克衫、东坡肉、贵妃鸡”等这些都是“封资修”。当时，上海一商局3700家商店中有3000家都改了名字，“红海洋”、“红旗商店”之类的名字比比皆是。上海鞋帽公司417家商店有349家重名，北京大栅栏商业街改成了“红旗街”，王府井步行街上有6家“红旗商店”。
    左倾思想让刚刚实现基本繁荣的中国商业受到了重创，但总体上看，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商业和市场的发展仍然是快速的、稳步的。据统计，1957-1978年，在全国商业机构（网点）和人员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商业销售商品总量大幅增加，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有474.2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1558.6亿元，增长2.3倍。
    需要强调的是，公有制经济占据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1978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商业销售的商品零售额占到了98%，形成了公有制商业“一统天下”的格局。
    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得不提北京市百货大楼，这是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百货商店，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店”。
    1955年国庆前夕，北京市百货大楼举行开业典礼，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14000多种商品品类，让饱受物资匮乏困扰的人们释放出极大的购物热情。开业当天，百货大楼共接待的顾客多达16.4万人次，日销售额30.9万元。除了感受商品的齐全和优质，人们也在这里体会到了商业服务“一团火”般的温暖。
    当然，在这一时期，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各种票证。票证，简而言之，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每个公民分配的衣食住行各项生活用品的数量凭证。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从此应运而生，此后，食用油票、豆腐票、布票等各种票证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种商品皆需凭票购买，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

    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分争奇斗艳（1978年至今）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商业成为最早开放的领域。
    在市场发展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格局被逐步打破，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流通格局在不断建设之中。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公有制商业的“一统天下”。
    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
    得益于这一政策的出台，1980年12月11日，在家门口摆小摊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我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我国第一位个体工商户。
    当人们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已有企业搭上“资本”列车。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公司率先实行一系列股份制改造工作，并向市场成功发行第一张股票，成为我国的“商业第一股”，也是“企业第一股”。这不仅在商品流通资产重组中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其他行业乃至对整个中国的体质改革都有重大影响。
    1989年5月6日，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商业企业“郑州亚细亚商场”横空出世。它以灵活的机制、无理由退货等顾客就是上帝的服务理念和出奇制胜的公关营销术，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商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连续在中国商业领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个设立迎宾小姐、电梯小姐；第一个设立琴台；第一个设立自己的仪仗队；第一个升国旗；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这句广告语至今还有很多人能顺口说出。
    伴着改革开放之风，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市场。1979年1月，3000箱可口可乐从香港通过火车运抵北京和广州，成为改革开放后最先到达中国内地的外国消费品，可口可乐公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零售市场的逐渐放开始于1992年，当时实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1992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零售企业——上海第一八佰伴；1992年6月，北京燕莎友谊商城开业，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企业。
    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资的倒逼使得我国传统商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大大推进了行业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和整体水平的提高。2004年12月11日，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零售业从此全面开放。连锁超市、家居卖场、大型购物中心、奥特莱斯、便利店、商业综合体、线上线下融合店等业态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让中国仅用短短几十年就经历了发达国家零售业态150年的沧桑变迁。
    改革的成效是分外明显的。1978年以来，商贸流通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作用有了质的发展，所创造的增加值不断提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0.6%，首次超过投资和出口，拉动GDP增长达5.3个百分点；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从1978年的39.4%上升到45.7%，上升了6.3个百分点；全国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为23100.7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94.3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6.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为7.7%，相比1978年的6.6%，提高了1.1个百分点 。
    如果说，1978-2007年是追赶、发展与改革的30年，那么，2008-2018年则是创新、变革与引领的10年。
    在这10年中，中国商贸流通业继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城乡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农村流通体系、农村市场、营商环境、市场秩序和规范经营方面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探索了一条新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道路。同时，出台了多样化的电子商务促进政策，体现在推进“互联网+”的运用方面，人工智能与流通业的结合方面，也兼顾了实体商业转型与发展。
    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人口，2018年超过8亿人，受此推动，中国的网上零售和快递物流发展迅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智慧物流等先进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15年以来，以移动技术及其终端为载体的新消费、新零售、智慧零售、无界零售、零售新物种等概念被提出，移动电商异军突起，技术驱动了新商业模式的产生。
    网红直播带货就是今年最为火热的一种商业销售模式。据了解，今年“双11”期间，超过10万淘宝商家都开通了直播。“双11”开场1小时3分钟，直播引导的成交额就已经超越去年“双11”全天的直播成交额。“双11”全天，直播带来的直接成交额更是达到了150亿元。直播间正在成为各大品牌卖货的“新战场”，也成为网红展现实力的“竞技场”，诞生出了李佳琪、薇娅等大批实力派网红。
    新零售、新模式让潜力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迸发出新的活力，给中国商业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添上了精彩的一笔。这些，都已定格在历史的铭册上。未来，中国商业将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继续焕发出更大活力与精彩。
    “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经为中国商业的未来发展描绘出新的蓝图。
    在这一时间节点，首届中国商业文化微电影周正式启动可谓意义重大。它将以互联网背景下新的传播手段，向世界讲述中国商业新征程中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为弘扬中国商业文化、促进中国商业消费提供新的支撑。 （本报记者 孟庆合 通讯员 石兴春）

                                                         【责任编辑 王晓蕾】